那种在学校、操场和课外活动地点转悠，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头顶、和他们紧紧绑在一起的父母被戏称为“直升机父母”。

　　针对最近几年美国父母对于孩子的过度教育行为，很多有识之士开始发动一场“慢教育、简单教育和散养教育”的新革命。

　　给孩子们买防过敏袜、专门请家庭教师改正他们不正确的握笔姿势，在他们第二次膝盖摔破了皮之后就把秋千拆了——这些“直升机父母”对于孩子的关 爱确实太“无微不至”了。除此之外，商场有出售防止烫伤的火炉把手套、绑在家长和孩子手上以防孩子走失的腕带(“给你和孩子三英尺的自由”)和婴儿爬行护 膝(好像他们生来并不会爬行一样)；康涅狄格州有个市长因一位母亲的压力而下令砍掉三棵胡桃树，理由是掉进游泳池的胡桃可能会让她偶尔在池里游泳的孩子过 敏；学校不再让学生合伙搭车，而是直接把孩子送到家门口——以往这种方法只针对残疾人。

　　我们太在意孩子们能否成功了，因此把抚养孩子也当成了某种形式的产品开发。父母们要求幼儿园开始教授中文，为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未雨绸缪；高中老 师收到家长愤怒的邮件，抗议学期未完就组织考试；学院院长把大学新生称作“易碎品”(事实上他们在入学前就已经破碎了)和“茶杯”(遇到极小的挫折就会破 碎)。

　　以上，就是21世纪之初最典型的为人父母的方式——又一种将要破碎的泡沫。因此，美国很多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发动新革命，目标是击退这种近乎可笑 的父母对孩子的过度保护和过度投资行为。新革命有很多手段——慢教育、简单教育、散养教育——但传递的信息是一致的：越少越好，盘旋是危险的，失败才是成 功之母。你真的希望孩子成功吗？学会在适当的时候放手吧。只有你放轻松了，他们才会飞得更高。

　　对于过度教育的抵制已经很久，但现在才有了新进展。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(CBS)新闻的调查，经济危机开始时，很多家长削减了孩子的课外辅导 课，却惊讶地发现也没什么不好。2008年春天，《时代》杂志的一项调查问题是经济萧条如何影响家长和孩子的关系，结果显示，认为关系改善的是认为关系恶 化的4倍。

　　“这个时候，所有的问题都放到台面上来了，容易发现问题出在哪里。”慢教育运动的导师卡尔赫诺(CarlHonore)说。

　　最糟糕妈妈的反击

　　Overparenting(过度抚养)这个词跟美国著名的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有关。1899年麦克阿瑟进西点军校时，他的母亲平克也在军校附近租了一套公寓，据说这样她就能用望远镜看清儿子有没有好好学习。

　　过度抚养在1990年代发生了更具戏剧性的演变，就像刹不住的汽车一样。世道越来越繁荣，可恐惧和焦虑渐长；犯罪率下降，可家长们却不让孩子离 开自己的视线；步行或骑车上学的孩子从1969年的41%下降到2001年的13%。1980年至今儿童受伤死亡率下降了50%，可是家长们却不让孩子在 操场上锻炼，婴儿车上不忘温馨提示“折叠前请抱走婴儿”。6至8岁的儿童，自由玩耍时间从1981年至1997年下降了25%，可家庭作业却翻了倍。因为 研究者发现常听莫扎特的音乐可以暂时将婴儿智商提高9分左右，佐治亚州给每个新生儿家庭寄胎教CD；在最疯狂的时候，大学校园里安装了“你好，妈妈！”的 网络视频，家长们可以看见公共区域的情景；安永会计事务所专门为新晋职员提供“父母套餐”，这样父母们也能参与到和公司谈收入和福利的行列。

　　当你搜索“美国最糟的妈妈”，会发现前几页的搜索结果都是关于一个叫勒诺斯坎纳兹(LenoreSkenazy)的母亲，就因为她让自己9岁的 儿子一个人坐地铁从商场回家。她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专栏，文中对于什么是“儿童能接受的风险”的叙述在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。记者从中国、以色列、澳大利 亚，甚至马耳他打来电话要求采访。斯坎纳兹决定反击，她争辩说人们已经丧失了评估风险的能力。我们担心发生坏事，但行为却伤害了孩子，让他们在焦虑和不敢 冒险的温室中长大。

　　勒诺斯坎纳兹毕业于耶鲁大学，和丈夫共同抚养着两个儿子。她承认自己曾经有点“西科斯基”(生产直升机的公司)，她曾为儿子的生日派对请来一位足球教练，还给每个参加派对的人分发了口腔保护罩。

　　但是从这一天以后，她创办了一个叫“自由成长的孩子”博客，后来还出了一本书。她写道，做父母的一代小时候自己一个人步行或乘车上学、被人善待 或被人欺骗、摇摇晃晃地挨家挨户去推销饼干……可他们现在却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做同样的事。“我们把自己的孩子惯得弱不禁风。”她认同汽车安全带和自行车头 盔这样的理性防护工具，但是有些做法让她觉得很荒唐，比如有人建议家长们在每天孩子出门之前给他们照张相，万一被绑架了，警方能有一张孩子的最新照片，看 清楚他们穿的什么衣服；一旦孩子安全回来了，家长就可以删掉照片，下个早晨继续拍。

　　这个建议在那些听说小女孩走丢的家长看是个好办法。但是太多家长都计算错了。斯坎纳兹说，从统计学上讲，没给孩子接种疫苗而让孩子受到H1N1 流感威胁的父母，其实是更疏忽大意的。换句话说，从来没有报道说有哪个孩子被陌生人的万圣节糖果毒死，而且儿童被陌生人绑架和杀害的可能性只有一百五十万 分之一。如果有家长问：“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去商场？”她建议的回答是：“那你怎么能让他去亲戚家？”(受过性骚扰的孩子有80%是朋友和亲戚的受害者) 或者“你怎么能让他坐在你车里？”(2008年超过43万个孩子在机动车事故中受伤)

　　“我并不是说不应该对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做好预防，但是有好运，就有厄运，你掌控不了，没有100%安全的世界。”

　　恐惧就像真菌，暗中侵蚀了父母原本安宁的身心。如果说担心孩子身体受伤还算理性的话，那担心孩子失败就太多虑了。既然知道未来孩子在残酷的全球 化竞争中摸爬滚打是难免的，为了这种恐惧而给幼儿园的孩子布置家庭作业、组织三年级的学生进行双语竞赛、进大学之后还给孩子设闹钟……又有什么用呢？

　　“直升机”的撤退

　　很多教育学家都在寻找各种让“直升机父母”撤退的办法。其中一个办法是，家长们要在暗中使劲，不要越过自己的职能范围。

　　每个老师都会跟学生家长说，学生们需要失败来树立信心。可是，老师发现，很多家长会给孩子代做作业、画画、写实验报告，然后为了把孩子送进好点 的班级，像个政客一样发表长篇大论。堪萨斯州Belinder小学的校长卡伦伏契尔制定了一项“非营救”制度，可是她每天都会在学校里发现学生父母落下的 便当盒和笔记本。甚至有一天，一个母亲急匆匆地拿着一串项链跑到学校，为了让她女儿穿着更得体。“我很幸运，和聪明的父母打交道，却看见很多聪明的父母做 出蠢事来。这就像病毒。父母们知道自己不该如此，可他们却控制不住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