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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投入不足还表现在，经过三次医疗改革后，医院、医生养活自己的方式，主要不是来源于政府支出，而是来源于医疗行为的收入。而医疗行为的收入，主要不是靠医生的知识和技能获得的收入，而是来自于卖药和使用医疗器械。 北青报：尖锐的医患对立似乎是越来越突出。 邓利强：这和我们立法过程中的前后摇摆、朝令夕改有关。 我国对患者的权利保护经过了痛苦的过程。1987年《医疗事故处理办法》虽然是国务院颁布的，但行业保护的色彩很浓；医患间在医疗纠纷发生后，尖锐矛盾开始出现。媒体也及时地捕捉到了社会热点，引起全社会对此问题的关注。1998至2000年，每周都会有大篇幅关于医疗纠纷的报道，立足点都是负面的，医患关系甚至成了大众对社会问题不满的发泄点。在此情形下，最高法在2001年底出台了以保护患者为初衷，但法律逻辑存在问题的“举证责任倒置”。而2009年12月颁布的《侵权责任法》，又取消了“举证责任倒置”，使医疗卫生立法滞后于社会期待，很多媒体又将其解读为立法上的一次“倒退”。 北青报：在当前复杂的情况下，媒体该如何更好地进行医患报道？ 邓利强：医疗是比较专业的行为，报道需要专业的判断能力，报道者可以求助专业人士，可以综合列出各方意见，唯独不能选择性臆断。 报道者更应该关注的是医疗体制应该怎么改革。只有进一步深化医改，才能在根本上消除医患相互恶意揣测的土壤。 医学界尊重媒体的监督权，但在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特殊环境下，希望媒体的报道将医患关系带回到冷静、理性的轨道。 |
